其次，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组织变革可能超出政府系统，涉及和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能力整合，只有能够统摄这些机构的更高政治力量才能完成。

合作方地方政府在建立合作管理机构时，放弃了派出机关选项，而选择法定机构。[19]为了说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主体、生效时间和效力位阶，本应一一注明。

2015年，青岛市在其蓝色硅谷核心区建立了长江以北首个法定机构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理局。3.一元制组织结构 我国的很多法定机构只是一种执行机构，决策和监督都由领导机关负责，与原来作为派出机关的管委会无异。如果引发行政诉讼则构成共同诉讼，且基于合作方多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第一审应当由中级法院管辖。法定机构不是行政机关，不受行政区划限制。[22]法、德两国的公法人由政府设立，具有权利能力，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系非营利目的的法人。

事务委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委托，以委托的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由其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职权并没有从委托的行政机关转移到受委托组织，受委托组织仅取得完成所委托事务的代理权。[52]基于当前我国激活地方自主权的需要，向法定机构授予更多行政职权是必要的，但授权或委托仍应遵循法治原则。再次，非常规突发事件巨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很难为其预设应对方案。

[71]参见亓飞：《紧急权力立法理念的重塑——兼论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定位》，载《人大研究》2020年第6期，第8页。[89]参见同前注[6]，习近平文，第6页。[61]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明确将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规定为突发事件应对的负责者。[76]一般认为，这一问题已经通过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第36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而得到了解决。

[32]张康之：《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第9页。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认为这样既可以借势摆脱法律上条条框框的约束，提高应急效率，又可以避免管理对象依法主张权利，增加应急成本。

[79]参见张晓燕：《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1页。[56]参见蔡禾：《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第141页一些西方政治学者也承认，西方民主模式下，政党不仅能对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施加影响，也能影响司法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系统观念看待法治，深化对法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强调正确认识把握法治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为新时代法学理论研究提供科学思想指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进入专题： 法理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深刻回答法治中国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科学阐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彰显了真挚的为民情怀。我们党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西方法理学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许多解释模型。

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认识和把握法治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体现了深刻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为新时代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深刻阐释活力和秩序、安全和发展等不同法的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使法治价值理论更加科学完备，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系统观念看待法治，克服西方法理学就法论法的片面性，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维度全方位揭示法和法治的各种功能，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完整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律置于社会系统中来审视，科学阐明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等重大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党和法治的关系，强调：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深化对法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样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阐释了法律和道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明确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治理角度，提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深刻指明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核心阅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开创性。

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等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法治发展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开创性，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指引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政治对法治的深刻影响，深化了政治与法治关系的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还系统论述了公平、正义、民主、平等、人权、安全、和谐等诸多法的价值。法理学是研究法的现象、本质、价值、作用、发展规律、实现形式等基础理论问题的学科。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等，深刻指明法治在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的重要功能。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主张法治发展自主性的同时，也强调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

在政治和法治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自主探索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个子体系，涵盖从法的制定到实施、从监督到保障等法治建设的多个领域和环节，使法治建设成为一个构造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这生动阐明了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西方法理学一些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研究者主张把政治、道德等因素从法律中剥离出来，试图让法律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独立运行体系，这并不符合法治运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 法的价值追求可以理解为法治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这就为法的价值评价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标准。

这就从更高历史站位、更宏观视角丰富和发展了法的功能学说。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这些模型有其特定产生背景，不能照抄照搬来解释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法治建设的评判标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良法善治守护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